建言献策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政协委员提醒......
信息来源:昆明市工商联
发布时间:2018-10-30 22:02

编者按

前三季度,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改革发展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动对标对表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质量效益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508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对此,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当前,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中有好、稳中有变。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长期和短期,稳增长与防风险、调结构、促改革的平衡。进而言之,要充分认识到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辐射性与艰巨性,继续坚定信心,保持耐心,瞄准靶心,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和预调微调,适时把握程度、节奏、方向。本报特此采访部分委员并刊发观点,以飨读者。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

经济形势稳中有变,要兼顾三大平衡

“目前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中有好、稳中有变。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长期和短期、稳增长与防风险、调结构与促改革的平衡。”基于这一判断,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高度重视长期性的结构性问题。近几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是我国制造业比重在人均GDP只有8000多美元时跌破30%关口,而美日欧制造业峰值时的人均GDP在1.6万~2万美元。民企是制造业的主力军,制造业比重过快下滑,一定程度上源于民营企业投身制造业的意愿减弱。原因之一是负担重、利润低;原因之二是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银行贷款余额中民企占比下降。民企在银行表内融资难,因此依靠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表外高价融资。“服务业比重提高,我们认为是结构优化,但服务业比重提高主要靠金融和房地产,两个行业贡献了55%,这又和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有关,制造业在银行贷款余额的占比下滑,房地产相关领域和金融业贷款比重提高。”杨伟民这样说。

第二,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民营企业的地位作用。杨伟民表示,增强民企发展制造业意愿,必须提振民企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最近又明确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第一次提出保护民营经济。要在全社会落实党的十九大“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精神,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是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时代,从政治上、思想上、制度上,让民营企业安心、有恒心。

第三,切实减轻税费负担。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宏观政策一定要瞄准微观市场主体的痛点,企业没有活力,再好的宏观政策也没有用。企业要先活下去,才可能投资发展。应尽快建立增值税三档并两档制度,降低社保缴费率,进一步清理地方非税收入。规范或废止各级财政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补贴,节省的钱用于减税减费。

第四,着力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中小企业融资难可能是世界性难题。金融系统要深入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三个平等”,更好服务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明确地区性银行主要为本地企业和居民服务。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比重,废止过桥贷款的制度基础。

第五,加快落实改革举措。重塑信心的根本措施是在行动上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改革措施,同时要根据形势变化,按照问题导向加快改革。国企改革要基本完成僵尸企业处置,银行不再向僵尸企业贷款,释放信贷资源存量。明确国有企业不得利用国家信用进行委托贷款业务。实现国资委向管资本的转变。央企经理层实行市场化选聘,非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按市场化经营,员工可以持股、高管可以期权激励、科技人员可以给予发明权。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不仅是经济学大家、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至今还是位执教育人的“园丁”。最近,课堂内外,很多学生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话题向“林教授”提问。而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总体判断是,一些经济活动中的“细节”要引起大家注意,但以总体情况而言,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处于合理区间。

究竟是哪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林毅夫强调,要注意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运营方面出现的“分歧”。一方面,今年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0.8%,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虽然继续运行在景气区间,但接近50%这一荣枯线。在此背景下,自2017年以来,民营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幅落后于国有企业,中小企业采购经理人指数9月已接近50%的荣枯线,而从今年年初以来,国企经营亏损的情况在稳中下降,二季度以来实现较好的盈利水平,与之相反,民企亏损明显上升。“造成利润一降一升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中上游成本的上升,导致中下游的利润下降。而在产业链的中下游,正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叠加其他因素,给人们感觉是民营企业的利润转化到中上游的国有企业去了。”林毅夫这样说。

而另一方面,林毅夫表示,一些民企正在承受因融资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一种情况是,在过去两年里,去杠杆过程中,国企杠杆率确实已下降,但民企杠杆率水平却出现反弹,这一杠杆结构变化带来的后果需要我们给予关注。同时,民企的经营困境也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也需要我们高度关注。比如,为缓解资金链紧张,一些上市民企选择用股权质押贷款方式,获得流动性。A股上市企业中,民企股东平均将21%的股权进行了质押,国企做股权质押的比例为3%;而民企股东中,第一大股东的股权质押已近40%。今年六七月以来,全球资本市场行情偏弱,A股股指出现下滑,使得这部分抵押的股票市值缩水,不少股票的市值已经接近平仓线。若平仓线在140%,目前已有超过300只股票接近平仓线,如以股权质押方式在银行贷款,则上市公司与银行之间均需注意防控风险。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是近段时间里经济学界一个热议的话题。林毅夫强调,必须要依靠更多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产业升级有很大的空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潜力大。只要保持定力,继续深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必能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

适当降低增长预期才能真正稳增长

2018年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稳中略向下。面对中国经济短期的下行趋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近些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当前实体经济还有一定的下行压力,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到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

刘世锦进一步分析说,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平台已基本形成但还不稳定,未来中国经济会进入到中速增长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下行压力。“今年上半年基建投资的速度已经降下来了,未来房地产投资速度也还有往下走的趋势,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还会有所下移。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速也会有所降低。因此,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下行:一是符合规律的增长减速;二是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所引起的短期经济快速下滑。”

在刘世锦看来,适当降低增长预期才能真正稳增长。今后两年,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在6.3%的增速,就可以实现两个翻番目标。2020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将维持在5%~6%之间。不过他也提出,在转型期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在转型期速度高未必形势就好,不仅政府要转变认识,也要引导社会舆论改变认识;二是调整政府决策方法,应由过去的速度决定其他指标,转为质量指标决定速度,形成以就业为重点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还可以兼顾包括风险防控(杠杆率)、企业利润、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居民收入增长等指标。

经济出现下行趋势,在搞清楚经济下行的类型基础上,就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刘世锦认为,以往在应对经济下行时往往采取扩大投资的措施,特别是在基建投资上发力,这种方式在外部冲击引起经济快速回落时可作为对冲措施,但在经济已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常态下,过多依赖基建投资必然要加杠杆。因此他提出,应通过深化改革发掘新增长动能:如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城乡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通道,推动大都市圈发展和乡村振兴,这是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在基础产业领域打破行政性垄断,鼓励竞争,降低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同时增加有效投资;同时实现服务业开放,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研发、设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娱乐、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

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复杂局面对我们的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刘世锦认为,这就需要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即“双高”目标。“我们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受益者。市场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是要一个低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还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做出选择,明确方向。”刘世锦说。

此外,刘世锦提出,经济工作方法机制也需要改进。“首先要提高政策的可信性。对于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重点,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历次会议文件说得很清楚,现在关键是要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只有落实了,才能提高政策的权威性和实施效果;其次,应坚持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尽可能多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过多使用行政性手段,必然助长‘一刀切’、走极端和形式主义等,好的政策初衷也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更难以形成长效机制。高质量发展要与高质量市场经济协调推进。”刘世锦最后说。

全国政协常委张连起:

充分认识稳中之忧和好中之难

“当前,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显形化。要充分认识到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总态势下稳中之忧和好中之难。坚定信心,保持耐心,瞄准靶心。稳中之忧的忧是经贸摩擦加剧。要充分认识到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辐射性与艰巨性,管控负面预期和不确定性。”围绕前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未来发展路径,全国政协常委、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这样表示。在他看来,稳定政策是稳预期的第一环节。形势越是复杂越要有战略定力,防止政策的“叠加效应”和左右摇摆。加强前瞻性预调微调,适时把握程度、节奏、方向,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要兼顾当前和长远,用好减税和增支两大积极政策工具。在扩内需、调结构上发挥牵引性作用,加大对“三大攻坚战”、就业、科技、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由货币、财税、产业政策等构成的政策组合要同频同向,协同发力。稳预期还要释疑解惑、消除杂音,让市场主体和公众了解基本制度、历史背景、政策目的、措施内容、减负对象,确保政策信号清晰精准,通过政策逐步落地见效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

张连起表示,所谓好中之难,一是内需增长依旧乏力,消费与投资需求均较疲软。从消费看,2018年1~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为9.3%,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个百分点。9月份增速虽然有所回升,但下行压力仍然较大。2018年以来汽油价格上涨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居民石油及制品类消费增速上升,如果剔除这一因素的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增速将会更低。进一步分析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内部结构可以发现,下滑比较明显的是体育娱乐用品类、化妆品类与汽车类等居民非必需品消费,反映了当前居民较为低迷的消费意愿。基于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居民消费支出各分项数据测算显示,201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增速仅为7.4%,比去年同期下滑了1.9个百分点,触及2012年以来的同期最低点。从投资看,2018年以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低迷,1~9月份同比增速仅为5.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1个百分点。

二是上游国企与中下游民营企业效益明显分化。从企业的利润增速来看,2018年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不仅低于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速6.2个百分点,更是低于规模以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速16.7个百分点。从企业的生产成本来看,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依然偏高。2018年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7.3元。相比之下,国有控股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0.7元。从企业亏损面来看,截止到2018年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的亏损面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3个百分点,而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面则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7个百分点。较大的生产经营压力会降低民营企业的活力,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为此,张连起提出六条建议:一要积极扩大内需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促进居民消费与提振民间投资;二要加大财政政策的积极强度,用“有感”减税降费给民营经济吃“长效定心丸”,不能再采用“挤牙膏式”减税降费,更不能通过强化微观征管增加实体经济“痛感”;三要采取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偏紧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这一政策组合,保证国内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四是筑牢金融体系防火墙,加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五是为资本市场注入长期资金、稳定资金源头活水,激励上市公司必要时回购股权;六是优化营商环境迈出更大步伐,从各种绩效考核的因素坐标上消除所有制歧视,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葛红林:

合理引导经济舆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全国政协常委、中铝集团董事长葛红林观察宏观经济的眼光向来独特,在盘点前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时,他的切入点是当前要合理引导经济舆论,经济专家要发挥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葛红林表示,要遏制产业上游利润过高的问题。

今年1-8月,有色金属的产业链出现了上游好于下游的明显分化,矿业的利润同比增长22.1%,冶炼的利润下降13.5%,加工的利润同比下降13.1%。就全国的大产业链讲,也出现了上游好于下游的异变,比如煤炭、钢铁。

“从理论上讲,上游是资源型的产业或基础原材料的产业,如果它的利润高于社会的平均利润,将挤压中下游的利润空间,既不利于社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的转型升级,也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我以为,有关部门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施策的工作要求,对产业上中下游利润失衡的现象,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这不是微观干预,而是宏观调节,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应尽职责。”葛红林提出。

另外,葛红林表示,一些人有所谓“国进民退”的说法,有的还拿一些数据来佐证,似乎想得出一个结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对立的,是此消彼长的。“细想可知,国有企业出现的僵尸企业和破产企业,难道能归咎于‘民进国退’吗?同样,民营企业碰到的困难,难道能归罪于国有企业吗?民企的融资难融资贵,是与金融机构相关的问题,怪得到同行业的国企吗?我认为,不能再用‘国进民退’来误导社会,因为两者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不能用某者的做小来换取某者的壮大,各自有什么问题,找什么问题。否则,经常出现,国企效益好时,说是垄断造成的,国企效益差时,说是体制不行,反正效益好与不好,都是国企不好。”葛红林这样说。

与此同时,葛红林建议,建立中国营商政策信用保险公司。

借鉴保险行业的做法,设立中国营商政策信用保险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可以将有关协议、合同中,地方政府承诺的招商引资政策(包括土地、税收、财政补贴、资源价格等),作为政策信用保险的标的,既可以单项,也可以整体进行投保,防范经营风险。反之,地方政府也可以将企业的承诺投保,防止企业说大话、假投资的行为。“我认为,通过这种透明化、制度化、专业化的第三方操作,能一定程度地解决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信用问题,也能减少‘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手段,开辟一条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政企正当权益的新途径。”葛红林说。

(来源:人民政协报)

版权所有:昆明市工商业联合会(昆明市总商会) 技术支持:昆明信息港
地址:昆明市呈贡新区锦绣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3号楼 邮编:650500
联系电话、传真:0871-68240991 电子邮箱:kmsgslbgs@163.com
滇ICP备07000700号